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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中国农村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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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践的展开,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五套话语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从确认型选举到竞争型选举的过渡、制度原则与程序落差、历史起源与制度变迁和崭露头角的实证研究。通过对这五套话语体系的比较,可以发现该领域的话语变化趋势是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历史研究到现实研究和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这些变化趋势不但与政治研究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同时也呼应了中国选举实践的变迁模式。无论是学术问题的驱使还是现实问题的呼唤,选举研究学界都需要重新考虑微观理论的发展、规范理论的重建和宏大理论的重构,在变量选取、概念创造、体系建立和价值论证方面回应时代的需求。

【关键词】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研究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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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已经持续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包括定期选举原则的落实、直接选举层次的提升、差额选举制度的形成、平等选举原则的深化和选举管理模式成型等。与选举实践展开而伴行的选举研究,也逐渐从选举价值的阐发和法律条文的解释,走向了选举的价值与理念、制度与程序和行为与过程的研究,各自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传统,并初步凝聚成了一些分殊的话语体系。回顾和梳理在这一过程中渐次累积而成的研究成果,提炼其中的话语体系并进行初步比较,可以让我们更为系统地回顾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研究的基本历程和脉络,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反思先前工作的基础上,提升选举研究的层次,以形成发端于中国的选举研究理论。

在梳理先前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首先归纳出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研究的五套话语体系,并基于五套话语体系的比较而提炼出相关研究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基于话语比较和趋势归纳结果,提出一些下一步深化研究的主要议程与方向。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追根溯源,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视角下,强调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优越性的传统,肇始于苏联学者对自身选举制度的论证。苏联学者在谈到苏联的选举制度时曾提出,苏维埃选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制度。早在1918年,列宁就曾提出,在俄国实行的苏维埃民主制,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其理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真正使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1]182-184。不过,此时的列宁还并没有认为当时的苏维埃民主制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制,而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职能开始消亡的过渡。在列宁之后,斯大林进而提出,苏联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笞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因此他认为,苏联的1936年宪法将是世界上一切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2]99-129

由于苏维埃的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苏维埃的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加以规定的,苏联学者柯杰夫依此而提出:苏维埃选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制度。在他看来,之所以说苏维埃的选举制度是最民主的选举制度,除了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这一大的阶级背景之外,还直接体现为苏维埃的选举制度已经全面实行了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这四大基本原则。而在当时,真正全面采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的原则来进行选举,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没有的。在这些地方,劳动群体的选举权受到了各种限制,资产阶级则享有各种特权。此外,为了保证劳动群体能够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苏维埃选举的投票日也定在非工作日,而且是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选举[3]8-20

沿着苏联学者所开创的这一传统,《人民日报》在1953年介绍苏联的选举制度时就提出,苏联完善地实行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与不记名的选举,世界上从没有过这样真正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先例,而“我们的选举制度比起苏联现在的选举制度来说,当然还不是那样完备”。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将来也要实现苏联那样完备的选举,这是可以断言的”[4]

不过,在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来判断,1953年的中国选举法也并不完全符合苏联选举制度所确立起的判断选举制度优劣的四个标准,即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既然如此,新中国选举制度的优越性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主持起草1953年选举法的邓小平的解释是:第一,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的限制,将随着阶级改造的完成而予以废除;第二,对选举权平等性原则的限制,就某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所以它不但是很合理的,而且是我们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所必需的;第三,对于间接选举和举手表决,是由当时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实际情况决定的[5]131-136

邓小平同时还提出,中国选举制度的另外两个优越性:一是所有的选举经费,都由国库开支,这是在物质方面保证选举人和候选人能够在实际上享受自由选举权利的重大措施;二是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代表的选举,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并对选出的代表,有权依照法定手续撤回补选。草案还特别规定了有关选民登记问题的申诉程序和对一切破坏选举行为的严厉制裁。所有这些,都是选民获得自由行使选举权利的充分保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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